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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年纪小，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亲眼看见一个和善的大人忽然变得面目狰狞是真实的，亲身感受到的恐惧与疼痛也是真实的。

事后我很害怕，把这事告诉父亲，希望他能帮我讨回公道。但父亲瞻前顾后，最后只叫我别再去同学家。

父亲尚且不敢对抗，我就更不敢了。我又难以排解痛苦，就只好报复周鸿兴的儿子。

普通的报复让人不痛不痒。我仅仅只是把他儿子关在储物间里，他就又性侵了我一次，警告我不准再动他儿子。

一直以来，周鸿兴都是个温厚和善的好人，他对谁都好，对谁都是一副笑面孔。

他第一次见我就笑着说：「这孩子长得真讨人喜欢。」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

却偏偏到最后，把最可怕的嘴脸都给了我。

没人会相信一个孩子对一个好人的指控，我父亲都不相信。

后来，我没再跟人提这件事，但我逐渐变得敏感阴郁，睚眦必报。ƔƵ

往往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我便立刻展开猛烈报复。每一次报复都像是弥补第一次无法报复的遗憾。

可是都如同隔靴搔痒，始终难解心头之恨。

我逐渐意识到，周鸿兴才是我的心结所在。没有人能救我，除了我自己。

我必须杀了他。

从十年前开始，我就计划着要杀周鸿兴。曾经我年纪小，面对他的侵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现在我长大了，他老了，我弄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苍蝇。

你说我让周鸿兴幸福的一家蒙上阴影，你怎么不说他毁了我一辈子呢？

杀了他，我才能得到解脱。

这就是我杀周鸿兴的真正原因。

8

陈渊的叙述过于冷静，开口闭口说恨，语气却很平淡。

「等一下，」我出声打断他，「你之前说的是你和周鸿兴在路上撞到，产生口角，你怀恨在心，尾随他并将他杀害。结果你现在说你们不是偶然碰上，你早就计划要杀了他？」

「我杀人抛尸时有人目击，但是我和周鸿兴产生口角，这里有目击证人吗？没有。」陈渊笑道，「所以产生口角什么的，我说说就行了，周鸿兴又没机会说。」

「所以你杀周鸿兴的真正动机，其实是为童年被性侵的事报仇。」我了然道，「这样的话，你打死马鸣似乎也合理了。同样不是因为产生口角，而是因为马鸣猥亵幼童，唤起你童年痛苦的回忆，所以你打死了他。」

陈渊说：「是的。」

我进而想到，陈渊入狱以来只联系过一个同性友人，让我们疑心他有同性恋倾向，这也变得合理了。

因为确实有不少后天同性恋者，幼年时期有过被同性猥亵的经历，从而强行扭转了性取向。

可是，跳出这段故事，仔细想一想——

放在这样的情景下，有西山刑场，有同性友人，有同质的杀人动机，有两名受害者，有一个死刑犯。一切都串联起来，显得过于合理了。

合理得就像一部基于现实情形编造的、合乎所有逻辑的小说，而他是其中殉道的主角。

「你讲的故事确实让人痛心。但是，不要再编故事了。」我有点失去耐心，「我问你，你和周鸿兴产生口角确实没有证人，那你童年被周鸿兴性侵有证据吗？周鸿兴的儿子对你恨之入骨，你说他是你的小学同学，但实际上他完全不认识你。当然你也可以解释说，长大后长相变化大，但名字总该有印象吧？」

陈渊不以为然，「我小学同学的名字基本都不记得了……」

我打断他，「我理解你们的心理。有些犯人也和你一样，闲得没事不好好改造，光想着编故事，捏造事实抹黑受害者，给自己的人生添油加醋，把自己犯的罪合理化，好像全世界都背叛了你。

「所以为什么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是不让你们像这样信口胡编。既然这么无辜、这么委屈，为什么之前不采取正当措施，何至于现在才『申冤』？」

陈渊没吭声，想了想，还是一口咬定：「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假设你说的是事实，那为什么之前把两次杀人的动机解释成『产生口角』，为什么现在才把所谓的事实说出来？」我质问道，「不在法庭上说，而在刑场上说，这是为什么？」

「这一点，我暂时回答不了。」陈渊说，「故事还没讲完。」

「那你讲吧。」

但我忽然感觉，我好像遗漏了什么重要细节。

9

陈渊的叙述（4）——

杀死周鸿兴、马鸣，这是后话了，还是让时间退回到十年前。

我小时候，因为被周鸿兴性侵而激发出了反社会人格。父母为了我的事焦头烂额，父亲最终放弃了，母亲还在坚持。

母亲带着我搬到西山刑场附近，让我每天旁观死刑，又让我去杨医生那里治疗，但是都没能达成矫正我的目的。

反而是我看多了杨医生的心理学书籍后，发现了得救之道。

以前我做那些坏事，看起来畅快，内心其实很迷茫；后来我明白了，只有杀了周鸿兴，才能真正得到解脱。

我不再迷茫，也没和旁人说，仍然不动声色地学习、生活。

我的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老师说我是能考上重点高中的料，对我抱有很大期望；同学、邻居都觉得我是聪明乖巧的好孩子，从未发现什么异常。

我看了心理学的书，也常有独到见解。杨医生如觅知音，热心为我答疑解惑，还带着我外出开心理学讲座，大有将其衣钵传给我的架势。

平常的生活如静水湖泊，压下所有暗流。

16 岁时，我考上了重点高中，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是我的生日。

那一晚母亲很高兴，她买了蛋糕，做了一大桌菜，喝了很多酒。

而那天在饭桌上，我明确地告诉母亲，我不想再上高中了，我有自己的事要做，必须要离开了。

可是母亲喝得醉醺醺，好像没听见。

当晚，我离家出走。

没走出三天，母亲报警找到了我，又把我抓回来。

她哭哭啼啼地控诉我——

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你怎么就不能为妈妈想想……

妈妈生你养你，真的不容易啊……

她只是个正常的母亲，提的都是普通的诉求。

但我不是正常的孩子。我和母亲之间是结构性的不匹配。

母亲自以为爱我，却只会成为我的拖累；她死死抓着我不肯放手，我几乎快要窒息。

我真的无法承受那些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头脑里的弦越绷越紧，随时会断裂。

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是上了高中。

我不确定那一夜母亲是否听见我说的话，总之我继续读书，母亲继续工作，一切如常。

每天上学前，我都要看一看西山刑场。那些死刑犯被枪毙的场景，就像重复播放的广告一样无趣。

某一天，母亲推开窗，低着头浇那盆兰花。

我忽然说：「妈妈，抬头看啊，有个人要被枪毙了，脑袋要开花了。」

以往我们心照不宣。这次我一语点破，母亲羞愤异常、不知所措，但她始终不敢抬头看。

枪声响起，我恶作剧一般顺势往床上重重一倒。

母亲摔门而去。

那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很紧张，在家互相不搭理，在外还是母慈子孝。

母亲苦苦维持表面的平静，我就陪她演戏。

这样的日子真是太痛苦了，母亲的存在让我极度压抑。

有一次，杨医生去镇上的孤儿院开讲座，我也去了。

在孤儿院，我认识了一个叫阿源的孩子。

同样是 16 岁的年纪，孤儿院鼓励阿源外出找工作，早日自食其力；而我却被母亲束缚着，无法离开。

阿源对心理学感兴趣，我们志趣相投，经常一起探讨，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高一那段时间，一放学我就往孤儿院跑，成天和阿源待在一起。

我宁愿待在孤儿院，也不愿意回家。

孤儿院有个老师开玩笑，说我都把孤儿院当家了。

10

孤儿院。

因为对陈渊了解不多，我一直都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但刚才就觉得哪里不对。

听到这里，我终于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了。

——在陈渊本人的履历上。

同事跟我说过，陈渊是孤儿。

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