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卫红说：“每天不上早自习和第一节晚自习，不耽误白天上课的。”

屈卫红爸爸是个机修工，工作服和手套上都是油污，没有接儿子递过来的申请表，让屈卫红把纸铺在墙上，脱下右手的手套，握住笔，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签字。看着爸爸的背影，岣嵝的身形与车间里高大的机器形成一种反差，屈卫红又想起甄茹在长城上说的话，有些东西很宏大，而人很渺小。

人的记忆里装着很多东西，像一个没有分类检索的图书馆，杂乱无章，需要某种特定的东西来勾起某种回忆。有时候是一首歌，有时候是一个画面，有时候是一种味道。屈卫红长大以后，每次经过堆着很多衣服或者布料的商店仓库之类的地方，那种空气中充满织物纤维的特殊气味就会一瞬间让他想起兰江县织布厂，爸妈上过十几年班的地方。

织布车间的味道很呛人，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谁会喜欢这种环境？但屈卫红就是喜欢，这气味、这声音带给屈卫红一种特别的平静，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和人在单位的踏实。

爷爷平反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按八十年代国家干部的年龄政策，当时爷爷是可以出来工作的，毕竟武汉大学当过教授的人物，兰江县找不出第二个。爷爷却没给自己提任何要求，而是请政府给儿子儿媳解决就业，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两个孩子吃了很多的苦，现在平反了很想补偿他们，可惜屈卫红本有个叔叔，没成年就夭折了。

在屈卫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妈终于进织布厂当了工人，屈卫红从反革命小崽子变成祖国的花朵，一家人可以抬起头做人了。而在那之前，每次自己和小伙伴闹矛盾，不管谁对谁错父母总是打自己的屁股给别人陪不是，他们永远弯着腰低着头的样子，深深留在了屈卫红懵懂的记忆里。

兰江县高校园里有数不清的台阶，老师们苦这些台阶久矣，住教工宿舍的还好，宿舍位于县高第三阶梯，教学楼、办公楼在第二阶梯，这两处阶梯落差不算大。落差最大的是从县高南门的第一阶梯到第二阶梯，足足要爬八十多级台阶，住在校外的老师们从校园南门进来，把自行车停进车棚，绕过毛主席立身雕塑的小花园，一幅巨大的石头台阶就矗立在眼前，避无可避，绕无可绕，辛苦爬上去之后，中间绝对不会再想出校门，食堂饭菜再难吃也不出去。

这处台阶被称做九九八十一难，又因为高考是让学子们一步登天的地方，这里也被称做登天梯。

对十七岁的体育特长生屈卫红来说，这登天梯以及登天梯后面冷不丁从某个转角处又冒出来的台阶，都是小菜一碟。屈卫红腿上像装着马达，一步上去就是四五级，几个纵跳过后，登天梯已经甩在身后，在办公楼前右转，一个直线加速，然后又是几个纵跳，消失在雪松和白杨树的树影里。

这时候天空湛蓝的耀眼，白杨树的树叶间撒下细碎的光，印在教室的窗户上。高二七班教室靠西的窗户可以看到登天梯的一角，眉宇间有股子英气的青春少女何莉萍，坐在窗边的位子，双手捏着垂在胸前的两根大辫子，看着如林间小鹿一样纵跳的屈卫红，跟同桌打赌屈卫红会不会迟到。同桌看了看手表说肯定会，何莉萍说不会。就在铃声响起的一瞬间，穿着蓝色校服的屈卫红，像一道蓝色的闪电劈进了教室。屈卫红把老爸签好字的体育特长生申请表放进课桌，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剧烈起伏的胸腔慢慢平静下来。

全体起立，老师好！随着班长李维一声喊，屈卫红正好喘好气，跟着同学们的节奏一起喊老师好！

第0010章 1992年 屈卫红 （下）

两周之后，传说中的甄老师如约而至，就分在高二七班当历史主课老师，外带一年级两个班的副课。这算是爷爷为屈卫红走的一个后门，人大研究生毕业，这样的好老师哪个班不是抢着要。

今天的历史课讲明末农民起义，甄老师照着课本讲了些知识要点，接着是几个课堂问题，同学们的回答也照本宣科中规中矩。屈卫红一直都没举手，他觉得自己多的是机会跟甄老师当面请教，大方地把机会让给同学们吧。

讲台上的甄老师和屈卫红在北京看到的甄茹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笑得很少、笑得很浅，但眼里有光了，话也更多了。讲台只比教室的地面高十公分，可屈卫红觉得甄老师就像站在城堡上，需要拼命仰视。点评完同学们的回答，甄老师说：“说到李自成农民起义，要辩证地看，历史学界已经开始纠偏了，我随便讲讲，你们随便听听，考试还是按标准答案来答。”

说到这里，甄老师调皮地笑了笑，同学们也笑了。突如其来的笑声让屈卫红发现自己走神了，接着脸就红了。

甄老师说：“我们要看到，明末农民起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连改朝换代都没做到，更别说什么革命性。他们裹挟农民进行抢掠而不是生产，蝗虫一般横扫中原大地，不跟着走就抢，等贵贱均贫富也不喊了，喊“打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请问，都不纳粮的话，拿什么维持一个政权？社会主义中国种地还要交公粮呢。”

这话有点反动了，甄老师快速略过，又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起义是打倒旧秩序建设新秩序，不能因为新中国的建立从工农起义开始，就把过去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认为是革命加以歌颂，这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至于后来的太平天国、义和团，更是跟革命不沾边，太平天国就是个邪教...”

甄老师在兰江人生地不熟，每逢节假日，只要学校没安排什么工作，都会来新桥村串门，看望屈卫红的爷爷，当然甄老师是叫伯伯。

屈氏家族在兰江是个传承了很多代的大家族，祖居东山乡屈家坪，诗书传家，能人辈出。解放前屈家的族长叫屈光和，是屈卫红的太伯爷爷，本省最早一批同盟会员，在国民党政府里也算一号人物，49 年风云变幻的时候，屈光和一家准备去台湾，除了带上本房家人，也想带宗字辈中最有出息的屈宗文去台湾。屈宗文和父亲商议之后还是决定留在大陆拥抱新世界。屈宗文继续在武汉大学读书，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再后来，就是那个年代无数次上演的剧本，屈宗文的剧本也没什么太多不同。

屈宗文离开屈家大院时才 11 岁，那是抗日最艰难的 1938 年，跟着家里人辗转重庆、贵阳、昆明，抗战结束后又去武汉上大学，等再回兰江已经是 1967 年。不是衣锦还乡，是被武汉大学辞退，而是以反革命的身份遣返到老家。小时候住过的屈家大院也回不去了，大院早就被政府征用，不再是他的家了。文革时屈宗文挨了批斗，被打断一条腿，也没有正经治疗，留下了永久残疾，现在拄着拐勉强也能走。

又一个礼拜天，甄老师准备去参观屈家大院。爷爷腿脚不好，就让屈卫红和李维陪甄老师去。这里要说一说李维了，他和屈卫红是初中同学，成为好朋友后，经常来屈卫红家玩，来得次数多了，跟屈爷爷也熟。屈爷爷发现李维对传统文化很有兴趣，一开始教他练练书法画画水墨，后来也教他写诗填词和一些浅显的儒家经义。初三时，李维的爸爸正儿八经拎着两只蹄髈四色糕点上门，让李维跟屈爷爷磕头行拜师礼，屈爷爷算是收了个关门弟子。李维本名李伟，以李维老爸的文化水平也起不出什么好名字，屈爷爷给他改了半个字，从李伟改成李维，其命维新的维。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规模城市建设还没开始，更别说古镇开发了，屈家坪一直就是原来的模样，安静地破败着。在兰江人眼里，屈家坪是个穷旮旯，有本事的都往外走，没本事的才留下来，找老婆都不好找。

屈家坪在东山的西北方向，十来里地，师生三人骑着自行车，沿着乡村公路溯兰江而上，到了屈家河河口拐向东，再溯屈家河而上，没两步就到了。乡村野地，风景尚可一观，甄老师兴之所至停下来，拿起海鸥相机随手拍几张照，然后屈卫红和李维就在一旁等着，这样走走停停，到屈家坪已经快中午了。

“甄老师，这里就是原来屈氏祠堂的位置了”，李维抢先进入导游角色：“屈家大院在文革时期第一个被砸的就是祠堂，拆得那叫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屈爷爷一直说特别可惜，屈氏祠堂很有本地特色，这种规制的祠堂整个三江地区也不多见。甄老师你看，这台基还在，能看出布局，三进院带左右回廊，每进院子都是中间天井、四水归堂的格局。主院中间的天井是凹字型木结构二层，上下加在一起摆得下二十桌酒席。搞人民公社之前但凡是姓屈的人家，办红白喜事都在这里。”

祠堂高高低低的台基和地坪现在做了村民们的晒场，晒着稻谷玉米之类。甄老师惋惜地说：“祠堂建筑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一城有城隍庙，一族有祠堂，是一地兴起的根之所在。”

李维一边指路，一边踢着坑洼路面上秸秆之类的杂物，继续介绍：“屈家大院是同治到光绪年间陆续修建的，原来占地极广，大小房屋